私法制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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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跟负责此案的同事交流过后，我们快速进行了侦查。

　　兵分两路。

　　一路是与治安大队、交警部门联合，调出沿路监控，确定失踪三人的去向。

　　另一路，则是与电信部门配合，把三人失踪前的通话记录调出来。

　　这需要繁琐的手续，因此也折腾了不少时间。

　　然后，我拿到了确定性的证据：

　　他们三个失踪前联系的电话号码，的确是同一个。

　　而且，这居然是杨慧琼电话手表里的那个号码！

　　真是讽刺。

　　同时，我们也申请对这个号码进行定位跟踪。

　　但电信部门的同事却表示，此号码已经下线。

　　即是说，号码已经从电话手表里被拔出来了。

　　如果它再次被插入有信号的手机中的话，哪怕不开机，电信部门都能监测到，并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

　　甚至连钟建斌名下使用的手机卡，也做了同样的报备。

　　而现阶段，我们只能通过基站，确定它信号消失前最后的位置，是在县城西郊一带。

　　那一片可是荒山野岭，根本就没有居住地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另一路的同事们也带回了消息。

　　通过监控跟踪到这三人的行进路线，也是往西郊一带。

　　但到偏僻的路径之后，比如山脚，就再也没有治安或者道路交通摄像头了。

　　我们只可以基本上确定，他们就是在那一片失踪的，却没办法判断他们到底是去了哪里。

　　要解决这一点，可能需要我们破解一个难题：

　　那就是，钟建斌到底用了什么谎言，可以把他们引往那么偏僻的地方？

　　重点是，这三个失踪的人，都说是接到了工作。

　　我们复盘了这三人的工作内容，无非都是杂工、水泥工、搬搬抬抬这些。

　　而后又马上联系城建等单位，查询西郊那边有没有存在过类似的建筑工地，哪怕是废弃了的也行。

　　如果有，也许就是钟建斌能吸引他们过去的“项目”了。

　　他必须要有那样的凭据，否则这三个打工多年的滑头，不可能会上当。

　　只不过，我们还没查出来，就有更轰动的事情发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