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害人

　　做了七年刑辩，我谈不上经多见广，也算看惯人间百态。

　　我见过忍受家暴多年的妇女，每天在饭菜里下毒，几年如一日地照顾卧床不起的丈夫，享受着男人幡然悔悟的痛哭。也见过背了一身赌债的青年，假装绑架弟弟向父母要钱，却阴差阳错卷入真绑架案，害死同胞兄弟。

　　人性的真善美和假恶丑，在刑庭中比比皆是。

　　其中有个案子，曾一度冲击过我对律师，尤其是刑辩律师这一职业的看法。

　　在某次会面时，当事人悲愤交加地问我：“我最好的兄弟害死了我老母，我还在提携他、帮补他，是不是以德报怨？他害死我老母的时候，没有付出丁点代价，现在警察说我杀了他，要一命偿一命。那谁来偿我老母的命，和我这些年的付出？”那一刻，我只能想到一个词：造化弄人。

　　几年前，我刚在刑辩领域打出点名气，经同行介绍接了一个案子。

　　委托人是被告的太太，容貌姣好，有了五个月的身孕。

　　“不管花多少钱，”在办公室，委托人绞紧细长的手指，显得有些紧张，“只要能帮我老公，我都可以给。”

　　我笑了笑，表示既然接受委托，必定全力以赴，还希望委托人先说明一下情况。

　　案子似乎并不复杂。

　　委托人的丈夫叫姜大成，开了几家夜总会、酒吧，在江湖上还算小有名气。

　　两个月前，姜大成夜总会的经理，葛明亮租住的出租屋发生燃气爆炸，波及周边邻居，致一人重伤三人轻伤。重伤者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，而葛明亮本人也在爆炸中丧生。

　　经法医鉴定，葛明亮死于后脑遭受重击，在爆炸前已经死亡。

　　爆炸发生两天后，姜大成投案自首，声称案发当天曾与葛明亮在出租屋内饮酒，两人因口角发生争执，姜大成用镐棒击打了葛明亮头部，随后逃离现场。据姜大成所言，他并不知道葛明亮当时已经死了，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爆炸。

　　鉴定结果显示，葛明亮后脑仅遭受一次钝器击打。巧合的是，他头部留有旧伤，击打引发了连锁反应，导致颅骨破裂而亡。

　　听起来是故意伤害致一人死亡，但很奇怪，姜大成的起诉罪名却是故意杀人。

　　虽然都是行为故意导致被害人死亡，两个罪名的判决却有很大差别。

　　“怎么会是故意杀人呢？”姜太太眼眶发红，“我想不通，我老公跟小葛关系很好，一直把他当弟弟看，只要有机会就让小葛上，不然他还不到三十岁，怎么能坐到经理的位子？就算那天他们吵了几句，我老公打过小葛，也是脾气上来了没控制住，他不可能要杀人啊！”

　　如果姜太太所言不假，主观上姜大成没有杀死葛明亮的动机，爆炸发生时姜大成也不在现场。如果判死，别说姜家夫妇想不通，我也有点想不通。

　　但姜太太不是当事人，也不是办案刑警，她只能提供部分信息。

　　签下委托协议后，我查阅了卷宗。案子大体上和姜太太所说出入不大。为了获取细节信息，我向关押姜大成的北郊看守所提交了会面申请。

　　第一次会见，姜大成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　　姜大成年逾四十，方正脸，虽然穿着北看的黄马甲，但人还挺精神。按看守所规定，涉及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都会戴脚镣，别看姜大成走路“叮当”响，步子却迈得稳健。坐下时，他叉开两腿，舒展双肩，习惯性地给人一种“掌控全局”的派头。

　　要不是知道办的什么案子，我还以为姜大成是双规进来的。

　　“你就是我老婆新请的那个崔律师吧？”一开口，姜大成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，“有三十了吗？”

　　“三十二了。”

　　姜大成眯起两眼：“该讲的我都跟警察讲过了，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来和我扯谈，是想办法让我出去。”

　　树立威信、把握主动权这种行为，在自认为老辣的社会人身上很常见。

　　我点头表示对其意见的接纳，正色道：“姜先生，你现在被指控故意杀人。根据刑法，最高可判处死刑。而你的案子涉及爆炸，基本上不可能获得保释。作为你的辩护律师，我需要了解案发当天的更多细节，才能找到替你辩护的切入点。如果你仍然认为我们的会面没有价值，那我只能理解为你接受起诉罪名。”

　　“我不接受！”

　　“死刑”二字突破了姜大成的安全界线，他急切地反驳：“我根本没想过杀小葛，凭什么说我故意杀人？你是我的律师，你不能让他们这么冤枉我！”

　　姜大成愿意把我和他的命运捆绑在一起，我也不再绕法条：“这就是我来的意义，保障你的合法权益。可以告诉我案发当天的情况吗？我们只有信息共享，才能找到突破口。”

　　盯着我看了一阵，姜大成垂下头：“哎其实事情也就那样。”

　　案发当天，葛明亮认筹了一套小居室，三年后提房。为了庆祝，他托人从老家捎了二十斤土猪肉，邀请姜大成到家里吃喝，感谢大哥这些年的照顾。

　　因为是冬天，葛明亮家关门闭户，没有装空调，用了一种叫“小太阳”的电暖炉取暖。两人干了半瓶白酒，都有点上头。葛明亮开口预支薪水，换作以往，姜大成会爽快答应。但最近两个月，葛明亮迷上赌博，钱花得很快，还欠了不少外债。

　　“都是有钱闹的。”提到这事，姜大成有些恨铁不成钢，“小葛以前办事很靠谱，店里头三教九流的人多，他都吃得开。其实他每个月赚不少了，虽说没大几万吧，但在这三线小城市也够用。口袋里钱一多，也不晓得谁给他领的路，竟然去一些不见光的地方玩牌。你说那玩意儿，都是给人下套等着人钻，谁碰上不被扒层皮？他问我要钱，肯定又是去赌，我怎么可能同意？这就吵起来了。”

　　两人酒劲上头，姜大成骂葛明亮兜里揣两个钢镚就充大款，要不是自己照顾，他哪有这么多钱赚。葛明亮是个壮后生，让人这么数落，面子上挂不住，嘴里也开始不干不净。

　　口角升温，难免演变成肢体冲突。

　　场子里为了避免客人醉酒闹事，给打手备了不少家伙，其中有几根镐棒。或许是为了防身，或许有其他用处，总之葛明亮带了一根回家。两人吵起来后，姜大成摸过墙角的镐棒，顺手抡了葛明亮一下，直接把他打倒在地。

　　说到这，姜大成用力揉了把脸：“你说就一棒子的事，怎么可能是想杀人？街头小年轻打架都上砍刀了。”

　　看葛明亮头破血流地倒在地上，姜大成的酒也醒了。

　　人一害怕，第一反应是掩盖自己的罪行。

　　为了不让人看见葛明亮倒在客厅，姜大成逃离的时候，顺手把门给关上了。但他没想到，葛明亮在厨房炖着猪肉。他离开后，汤汁扑灭明火，导致燃气泄漏，累积到一定量，竟然被小太阳点爆了。

　　“『砰』的一声巨响，楼上楼下都遭了殃。”想起当时的情况，姜大成心有余悸，“那时候我不晓得小葛死了，跑了以后心想不行啊，万一小葛醒不过来，又没人搭把手送医院，失血过多怎么办？我就回去了，还打了 120，但我没想到会发生爆炸这谁想得到？刑警队那个、那个姓杨还是姓梁的警察，说什么我不仅杀了人，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，犯了大事。这罪名搁你头上，你认吗？”

　　换位思考，我理解他的想法，但还有几个问题需要确认：“五年前，葛明亮与人斗殴，后脑有旧伤，这点你知道吗？”

　　“晓得。我和小葛是三年前认识的，那时候他刚蹲完号子，没工作，就在我场子里干点杂活。有次大伙儿坐一块儿喝酒，他说他后脑有个旧伤，是坐牢前和人打架留下的，我没当回事。我后腰上还有两块刀疤呢。干这行，难免有点旧伤。”

　　“葛明亮是后脑遭受重击致死，也就是说他当时背对你，不像是想跟你动手。”

　　姜大成“啧”了一声，兴许看我表情严肃，他调整了一下姿势，用手背搓了搓鼻头：“我喝得上头，本来就情绪失控，随手捡了个东西，随手打了一棍，谁想到就打在他后脑勺上？万一他是刚好转身，也准备抄家伙干我呢？总不能因为我抢先了一步，就说我想杀他吧？”

　　提到这个问题，姜大成的情绪有些奇怪。

　　他的不耐烦、抗拒，以及迫切的辩白，呈现出一种过分紧张的状态。但任何人聊到曾经的过错，尤其是影响深远的过错，都有可能表现出攻击性。

　　我没多想，点点头继续道：“还有一点，经过检验，客厅餐桌上没有猪肉，警方认为这表示你应该知道葛明亮当时在炖肉。”

　　“就算桌上没肉，我哪能想到他在炖？无非想到他说要请我吃什么老家的土猪肉，但其实根本没有嘛。”

　　不能否认这个想法的合理性。

　　整个案子怎么看都谈不上故意杀人，就是巧合凑巧合。而姜大成的行为，仅有过失伤人致死一项成立。

　　离开北看后，我摸准了辩护方向，又接到姜太太的电话。

　　她表示，已经凑了五十万，想赔付给葛明亮的家人。

　　葛明亮出身农村，父亲残疾，母亲有精神病，有个上大学的妹妹，和遗传了精神病在家休养的弟弟。一家老小，就指着葛明亮赚钱养活。葛明亮死后，葛家断了经济来源，二老没有往返城市的路费，和姜太太沟通的重担就落在了还没踏入社会的妹妹葛明丽肩上。

　　我陪同姜太太找到葛明丽时，她刚刚下课。我们在一家奶茶店的卡座坐了下来。

　　和其他女大学生比起来，葛明丽更质朴、安静、敏感。她抱着一杯柠檬水，低着头一言不发。

　　我首先传达了姜太太的歉意，简要说明这次协商的目的，希望能为姜大成争取到葛家人的谅解书。

　　“谅解？”葛明丽看着我，非常错愕，“他杀了我哥，我为啥子要谅解？”

　　姜太太抢过话头：“这是意外，谁也没想过会发生这种事。我们愿意出三十万作为赔偿，你要考虑一下，这对你们家是很大一笔钱。”

　　“有钱就可以买命吗？”

　　眼见火药味变重，我忙插入对话：“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哥哥这么努力赚钱，就是希望供你念完大学，让葛家扬眉吐气。这笔赔偿，能够帮助你完成你哥哥的心愿。”

　　提到哥哥，葛明丽显然有些动摇，但她对姜太太有很深的敌意。聊到最后，存了三十万的银行卡也没给出去。

　　如果拿到谅解书，对姜大成会是很大的帮助。

　　不得已，我说服姜太太全权委托我处理，花了一个多星期，才获得这个苦命女孩儿的信任。

　　葛明丽其实被葛明亮保护得很好，即使家境贫寒如此，她还是未经世事的模样，单纯、率真。只是她过不去兄长死亡这个坎，但也明白，如果家庭的重担完全落在自己肩上，她扛不起来。

　　逝者已矣，只有真金白银，才能帮助家徒四壁的葛家。

　　经过沟通，双方以八十万赔偿达成协议。

　　最后一次会面，葛明丽带了一张和葛明亮的合影。照片里，两人站在大学门口，笑得格外灿烂。

　　我很难形容看见照片时的心情，一条鲜活的生命，如今却凝结成一个单调冰冷的数字。

　　我告诉葛明丽，没人能用钱买走另一个人的生命，这八十万不是买命钱，是他们应得的补偿。

　　葛明丽低着头掉眼泪，说她觉得姜太太功利得像个机器，在我没介入前，姜太太已经找过她几次，从三十万加价到五十万，只会说“人死了是意外，给这笔钱是出于人道主义”，全无人情味。

　　听到这儿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却没抓住那个一闪而过的念头。

　　和葛明丽分开时，小姑娘拉着我问了一句：“他真的不想杀我哥吗？”

　　我诧异于葛明丽的执着：“为什么你坚持认为姜大成有杀意？”

　　葛明丽扭捏一阵，才小声道：“我也不晓得，我哥出事前一天跟我提过，他说『大成哥看来也干过那个活路』，我哥以前干过传销，我也不晓得是不是传销，反正是卖啥子保健品，我觉得他们很早就认识，哎呀！我也不晓得，就是觉得怪怪的。”

　　“这事你跟警察提过吗？”

　　葛明丽摇头：“没得，我不敢说，我哥以前做那个活路的时候，闹出了点事。我怕警察追究，喊我们家赔钱。”

　　说完，葛明丽可能也觉得跟我说这事儿不靠谱，又连连否认。我再追问，她咬死不说了。

　　突如其来的“保健品”让我有些恍惚，一时吃不准是察觉了问题所在，还是给无效信息带去了弯路。

　　拿到谅解书时，我已经就辩护思路和姜大成会面多次，自认我们之间建立起了足够牢固的沟通桥梁。如今却突然得到了一个新线索，这个线索背后的东西让人不寒而栗：

　　如果姜大成和葛明亮还有其他矛盾，那么他对背对自己的葛明亮动手，就很可能不是一时激愤。

　　案卷中没有体现“保健品”，一旦这个线索被警方掌握，作为新证据上庭，而我没有任何应对措施，会被打得措手不及。

　　犹豫再三，我决定和姜大成见一次面。

　　会面时，我旁敲侧击地问他有没有做过其他买卖。

　　姜大成感到很奇怪，但还是说了实话：“我以前做过保健品生意。”

　　“你和葛明亮是在那时候认识的吗？”

　　“不是。”姜大成否定得很快，“我和小葛认识的时候，已经转行了。”

　　“葛明亮好像知道你们之前是同行。”

　　姜大成狐疑地看着我：“这和我的事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　　我思索片刻，坦诚相待：“姜先生，我坦白说吧，有人怀疑你和葛明亮之间早有嫌隙。我不确定这个线索公诉人有没有掌握，如果确有其事，对你会非常不利。”

　　出于对我的信任，姜大成迟疑着，讲述了一段让人目瞪口呆的往事。

　　“那时候我才三十来岁，根本不认识小葛，在外地做保健品生意，做得还算有声有色。应酬多了，人围着生意场转，顾不上家里，没照顾好老母。

　　本来，我想等生意稳定了，接老母到身边住，我前妻死活不肯。老娘儿们自私，总觉得老母来了我就会亏待她，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事没少做。我拿她没办法，老母也不想给我添麻烦，就一直住在老家。

　　也是我不好，除了过年，平时抽不出空回去老母一个人对着四面墙，哎、、”

　　姜大成抹了把脸，一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的男人，提到老母亲时声音都在颤。

　　“六年前，我还在开讲座，突然接到社区电话，说老母烧炭自杀。

　　我领着老婆孩子赶回去，有什么用？人已经没了，家里堆着一箱箱保健品，卡里就剩三块二毛钱。

　　我每个月都给老母打钱，她还领着退休金，平时花销也少，账上存了四五十万，全没了。我想不通啊，怎么突然钱也没了，人也没了？”

　　悲痛万分的姜大成想弄明白老母亲的死因，街坊邻居告诉他，那两年，一个小伙子频繁出入小院，对姜母特别好，还带她出去旅游。姜母和小伙子走得近，逢人就说认了个干儿子，也算弥补儿子不在身边的念想。

　　但没想到，小伙子哄姜母高兴，目的却是让她高价买他兜售的保健品。

　　而那款保健品，是姜大成公司的货。

　　产品我听说过，当年确实掀起了一阵热潮，虽然没什么神奇疗效，但吃不坏人，也不涉及非法传销。

　　姜大成生意做得大，下线发展得非常快，管理上的漏洞让小伙子能够擅自进货、抬价出售，最终导致了惨剧的发生。

　　“那混蛋装孙子哄得老母高兴，把她的养老钱全骗了！老母也是傻，什么都不跟我说，闹到最后，一盆炭把自己送进棺材，那段时间我脾气很差，公司也不管，和前妻闹了离婚，她带着闺女分了一半财产跑了。都说婊子无情，女人，最他妈无情！”

　　姜大成靠着椅背，两眼上翻，盯着积满虫尸的白炽灯出神，似乎又回到了安葬老母亲的那段日子，不断叩问命运，为什么这样捉弄人？

　　看着那具如同被抽空灵魂的躯体，我发自肺腑道：“世事无常，节哀。”

　　“都过去了。”姜大成摆摆手，“老母走后，我想尽办法要找出诈骗老母的小子，但他好像知道出了大事，拍拍屁股跑了，再也没出现过。找不到人，我也没办法啊，就不想再做保健品，转行干起了现在的营生。”

　　造化已经足够弄人，姜大成没想到，他还会和当年害死老母的“凶手”重逢。

　　三年前，葛明亮机缘巧合来到姜大成的夜总会做事。年轻人嘴甜，“大成哥”叫得一声比一声响，还替姜大成挡过刀子。

　　英雄惜英雄，姜大成和葛明亮拜了把子，提携他做场子经理。

　　哥俩在一块，除了生意运作，就是喝酒吃肉。

　　有一回，葛明亮请姜大成吃饭。两人聊得高兴，葛明亮迭声说佩服大成哥，生意做得这么红火。姜大成随口说了句他也不是一直干这行。

　　一听这话，葛明亮眼睛就亮了，忙问姜大成是不是做过保健品生意，说他在仓库找到一些过期产品。

　　老母死后，姜大成留下了那批保健品。起初是为了追凶，后来成为一点扭曲的念想，再后来忙起来，家里不好摆放，就放进了仓库。

　　等姜大成点头认下，葛明亮竟然哈哈大笑，拍着大腿直嚷“不愧是兄弟，活路都一样”，又说他以前也卖过，还从一个老太手里赚了四十来万。

　　两人一对口风，姜大成顿时意识到，葛明亮说的老太太，就是他烧炭自杀的老母亲！

　　似乎觉得有些可笑，姜大成摇了摇头：“我是真把他当兄弟，最好的兄弟，可以两肋插刀的兄弟，可谁他妈想得到，就是这个兄弟，害死了我老母，害得我妻离子散？他没有为此付出过丁点代价，现在警察说我故意要杀他，要我一命偿一命。那谁来偿我老母的命，和我这些年的付出？”

　　姜大成红着一对眼盯着我，拳头攥出脆响。

　　造化弄人，我脑子里只剩这四个字。

　　我很难体会姜大成的痛苦，只觉得嗓子发紧，咳嗽了两声才问出最重要的问题：“这件事，改变了你对葛明亮的看法？”

　　“不。”意外的，姜大成叹气道，“我还是把他当兄弟。

　　老母死了六年，活不回来了，但这个兄弟是活生生的。他替我挨过刀子，愿意把命卖给我跟我干，我得认他。

　　我现在有了新家庭，有了漂亮老婆，就快有个大胖小子。日子得继续过，不是吗？”

　　姜大成说这话的时候，两眼放空，越过我看向青灰的墙壁。

　　两个月后，姜大成因故意伤人致人死亡被判刑，刑期并不长。

　　庭审结束时，姜大成握着我的手连连道谢，表示会让姜太太多付一笔钱当辛苦费，被我拒绝了。我预祝姜大成好好改造，早日重回家庭，让日子继续过下去。

　　姜太太大着肚子，行动不方便，她家里人来接她离开。

　　当看见从奔驰车里出来的男人时，我登时愣住了。那是一位在刑辩领域颇有声望的大律师，是我的前辈，而牵线让我接这个案子的同行，正是他律所的合伙人！

　　一阵恶寒涌上脊背，我突然想通了之前一直觉得不对劲的地方：姜家的一系列行为，太过完美。

　　首先，姜大成及时拨打 120，证明其主观并非想要葛明亮死；

　　其二，姜大成及时投案自首，这是减刑的一大利器；

　　第三，姜太太积极赔偿，并以此拿到了谅解书；

　　加上我的助攻，结果必然十分光明。

　　整件事的推进，就像有高人在背后指点！

　　我想摆脱这个念头，不断告诉自己即使有高人操纵，也不过是给姜大成争取减刑罢了。

　　但越是这么想，心里就越不舒坦。

　　不知道是为了安慰自己，还是潜意识想验证什么，我赶回律所，重新翻阅了一遍卷宗，瞬间脊背发凉。

　　案卷里有葛明亮出租屋的照片，可以看出房间不大，没有玄关，进门就是客厅，右手边连着厨房。而厨房门的开口处，正对客厅餐桌！

　　不祥感越来越强烈，我想起阅卷时忽略过的一个细节：

　　在客厅废墟里，残留着不少可燃物。

　　第一眼看到这段报告时，我以为葛明亮习惯在客厅堆放杂物，现在却觉得很不对劲。

　　葛明亮后脑遭受重击，如果两人发生争执，他想要伤害姜大成，也应该第一时间去取放在家里的镐棒，怎么会背对对方？

　　“大成哥看来也干过那个活路。”

　　没来由的，葛明丽的声音在耳畔响起。

　　“看来也干过”，和“原来也干过”，一字之差，表达的意思却截然相反。葛明亮在死亡前一天，似乎还不确定姜大成卖过保健品！

　　我仿佛被一道闪电劈中，浑身都蹿起了鸡皮疙瘩。

　　姜大成在讲述两次饮酒场景时，非常自然，细节描述得很真实，我从没想过他会撒谎。

　　但如果，如果他玩了个花招呢？

　　假设，葛明亮的确宴请过姜大成两次，但第一次两人就因为预支工资吵了一架。

　　而第二次，也就是案发当天，葛明亮才暴露了自己做过保健品的过往，勾起了姜大成最痛苦的回忆。

　　两次争执，姜大成都处于愤怒状态，但第二次，葛明亮没有和姜大成起冲突的理由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葛明亮转身向厨房走去，想去端卤肉来招待客人，却被仇恨蒙蔽双眼的姜大成一棍打中后脑旧伤。

　　姜大成或许一直知道葛明亮在炖肉，后者倒地后，他做了三件事。

　　第一件，将可燃物堆积在小太阳旁，等着可燃物被引燃；

　　第二件，刻意没关炉火，等着燃气泄漏；

　　第三件，关上葛明亮家门，等待一切发生。

　　调查显示，姜大成拨打 120 的时间，是爆炸发生后两分钟。

　　如果真相如此，姜大成不仅故意杀人，还放任燃气泄漏导致爆炸，主观恶意明显，即使有自首情节和谅解书，至少也该判处死缓。

　　我坐在电脑前，显示屏的蓝光扑在脸上，烧得脸皮发烫。

　　几天后，我通过朋友联系到了当时办案的杨姓警察，想问清楚警方当时认定姜大成故意杀人的理由是什么，或者说，真相是什么。

　　杨警官沉默了一会儿，只答复了一句：“法院已经判了，那就是真相。”

　　我为姜大成案做的最后一件事，是和即将休学的葛明丽见了一面。

　　家里有两个精神病人，八十万赔偿款一半用来偿还之前的债务，另一半花在了治病上。

　　葛明亮的弟弟住进精神病院，情况略有好转，等病情稳定后，他想去技校学一门手艺。

　　而葛明丽即使再不愿意，也需要担起全家的重担。

　　当初我们设想的她念完大学、光耀门楣的未来，还是被家庭拖垮了。

　　葛明亮死了，葛家一如既往的贫困。姜大成表现良好，经过姜太太家里人的运作，有望减刑。

　　作为辩护律师，我跟进了整个案件，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似乎一直处于案件最边缘。

　　怀着对整件事的困惑，我向当时很关照我的前辈讨教：“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的利益，还是案件真相？”

　　前辈没有明确回答，只是笑了笑：“你认为的真相，就一定是『真相』吗？”

　　直到今天，我仍然不确定这个案子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，也无法验证我的任何一个猜测。

　　但我越来越习惯于做案卷摘抄，将所有细节誊录在笔记本上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。

　　委托人都称赞我敬业，只有我知道，我不过是害怕再一次视假象为真、真相为假。